公元1932年，民国元年时期秋冬，我祖父刚二十几岁，他有一手好木工手艺，一直在松阳、遂昌与宣平交界的大山里的村庄农户家做木。在遂昌县乡村做木时，该村发生痢疾病毒疫情；当地方言叫“放红”，泻肚子放个不停，接着就“放红”即放血不止，至使村庄里的人们传染，发展疫情，祖父就挑起木工具远离村庄返回宣平老家，祖父因把病毒带回了家，祖父自己身体免疫力比较好没有发生什么症状，但是祖母和幼小的一儿一女感染了疫情，连续一段时间肚泻不止，接着“放红”大便出来都是血。一家四口，三口被瘟疫夺走了生命。

那个时候没有火神山、没有雷神山，也没有钟南山。只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年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有了今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

我祖父名叫水善，在宣平、武义、松阳、遂昌远近方圆百里是有名头的“水善师”木匠师傅，他的做木技术精湛，一般造寺庙法阁做不起的，都请他去做，师德师道受人传颂。比如有一次在牛头山中东坑村一户农家要建造一座泥木结构房子，问“水善师”要多少做木工夫能把瓦盖下来建造好，我祖父经过估算出三十工能建好，这户主也问过别的做木师傅要五十来个工夫，一合计主人认为“水善师”计算比较合理诚信，就叫他建造。不出所料，建好住宅没超过三十个工夫，农户非常满意。

经过疫情灾难打击，祖父走向家破人亡的境地。祖父挺坚强，为了争取过好日子，跟着共产党打天下。与村里一批青年毅然参加由栗裕将军领导的红军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打白狗子（省防军）。有一次夜里国民党省防军到村里抓红军，祖父睡在二楼后窗神速跳下，往后山跑去，逃过一劫。

在那万恶的旧制度下发生疫情，我祖父最有能耐，也救不了我家祖母三条人命。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时，我国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基本上战胜了疫情。该收尽收，该治尽治，全部免费，全国五万医师、解放军官兵医师支持武汉决战，也帮助支援世界各国人民抗击疫情。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办得到。国家有难，律师有责，我女儿浙江汉萨律师事务所主任叶菡律师，了解到抗击疫情最缺乏的是口罩，千方百计从正规市场上购买1.6万元的医用N95口罩捐赠给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邵逸夫医院抗击疫情第一线。这二个医院给她寄来感谢信。如果上天有灵，我的红军祖父也一定会为他曾孙女的善举含笑九泉，为祖国的强大而骄傲。